珍贵的毛主席故事素材
那盏照亮中国的马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之前曾四遭排挤
长征前后的毛泽东，完全是两个人
毛泽东的三次等待
建国后毛泽东五战“稳周边”
毛泽东：“虎气”和“猴气”并存
农民大骂：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毛主席四次检讨自身
陈嘉庚访问延安，蒋介石必败
毛泽东担任过的32个军事领导职务
那盏照亮中国的马灯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约一个月前，在“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的扎西会议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在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几个小时前，在苟坝会议上，与会者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他提出关于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想到建议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否决。他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大家，而且会议还以拒收表决，撤销刚刚就任不到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
事情的经过大致设这样的，遵义会议后我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此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万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制订了详尽的作战方案。在由20多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与会者就打与不打争执不下。“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作战命令即将发出，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以卵击石，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忧思忡忡。必须即刻上路，去找周恩来，作最后的努力。
“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周总理在建国后对人说道。
次日，苟坝会议继续进行。会上，周恩来、朱德同红军将士们摆情况、讲形势，力陈利弊，张闻天等领导人也从善如流。前一天通过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取消了。
那么真实情形到底是什么呢？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就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同时，国民党之滇军孙渡所部已经从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虎视眈眈，敌人以八师之众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
可以说，那一夜毛泽东改变了世界。苟坝会议，一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在遭受孤立时的坚持，不仅挽救了红军，彰显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也进一步树立了他在红军中的威望。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成为新的军事三人组的主要指挥者，成为革命队伍的核心。
假如那天毛泽东没有走在这条路上呢？
毛泽东有许多理由不来的。意见讲了，利害关系也辩论了，该尽的“义务”尽到了；多日行军作战，困顿无以复加，终于可以养养神、补补觉了；职务刚刚任命又被免去，他甚至有理由长吁短叹。还有，就在会议召开前20多天，夫人贺子珍在不远处的白沙村刚刚分娩，他还没能照顾妻子，还没来得及品味做父亲的喜悦。但是这些，他都暂且放下了，唯一放不下的还是革命队伍生死存亡的大事。
“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之前曾四遭排挤
毛泽东带领他的战友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使当时占地球六分之一的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胜利的路上并非都是鲜花与掌声，毛泽东在当年险恶的环境中做出特殊功业，反而被他的战友、领导们给予了一次次残酷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职务、赶出红军等等。在遵义会议之前共遭受了四次重大打击，始终意志不倒，信心不变，顽强战胜挫折，对前途始终充满信心，终成千古伟业，英名永耀史册。
第一次遭受打击发生在1928年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
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迅速做出决断，停止向大中城市的进攻，带着战后余生的700余人上了江西省井冈山。
在井冈山，毛泽东说服当时井冈山的两位农民起义首领袁文才、王佐，于1928年2月接受起义部队的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这就标志着自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首次有了自己的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和相对稳定的根据地。
正当革命节节胜利，1928年3月湖南特委派出周鲁的“钦差大臣”到井冈山，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之职，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这样一来，作为党的创始人、“一大”代表的毛泽东居然连中共党员都不是了。只得安排毛泽东担任第一师师长，何挺颖被任命为师党委书记。我党第一个根据地的创始人、党和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成了连党支部会议也无权参加的“民主人士”。后来才发现传达错误了，瞿秋白批评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是“单纯军事投机”，决定“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个月的“民主人士”生活从此结束。
第二次遭排挤是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落选”了前敌委员会书记。
由于红军处于初创时期，对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发展壮大红军，爆发了大争论。在讨论中毛泽东一度成了少数派。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甚至说他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中央“二月来信”，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逃跑主义”等，在红四军传达后，有人要求毛泽东、朱德都离开红四军。红四军召开“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会后，时在病中的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祸不单行，不久毛泽东患上了恶性疟疾，徘徊在生死线上。落选和患病的双重打击，把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推向低谷。
历时半年之后，毛泽东才返回红军。1929年12月“古田会议”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九大”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打败了国民党10万大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声望大增。1931年5月接替项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同年6月20日，又接替项英任中央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叶剑英为参谋长。
第三次遭受打击是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毛泽东被错误地剥夺了在党和军队内的领导职务。
当毛泽东意气奋发地领导红军打败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之后，他的功绩和威望在红军中已经深受大家尊敬和赞许。但厄运再一次降临，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苏区军委书记职务，成了专搞地方工作的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
事实的经过这样的：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毛泽东担任，可在不到半年时间，又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项英被撤职后到上海反映毛泽东太右，不执行中央决定。上海的中央很重视这位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的意见，加之，项英也要求执行王明路线，这样，王明、博古等人又支持了项英。
接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也被取消了。至此，他在党内、军内职务，全部被无端剥夺了。
1932年，红军攻打赣州失败后，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请毛泽东火速下山，然而毛泽东在军内无职务，由于林彪、聂荣臻等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便在林彪任总指挥的中路军中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运用战国“围魏救赵”之计，不仅解了赣州之危，而且在漳州取得重大胜利，挽回了红军打赣州的败局，特别是打漳州时，还搞到两架侦察机，可以说党史红军师富得流油。直至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才又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第四次遭排挤是在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被错误地剥夺了军权。
当时，苏区中央局要求贯彻“左”倾路线，攻打大城市。复职后的毛泽东等认为不能鲁莽行事，命令红军就地发动群众，准备迎击国民党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1932年10月上旬召开了宁都会议，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会议决定周恩来负军事总责，毛泽东被“免去”红军总政委到后方工作。1932年10月26日，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1956年毛泽东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缺席裁判，一审终审，不许上诉”。直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
遵义大捷后，毛泽东威信迅速上升，没过几天，又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3月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并在电报中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条行动方案。讨论中，大部分人都认为，林彪的电报可行，赞成他的建议，唯独毛泽东反对。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于是，张闻天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最后决定采用林彪的建议。张闻天曾再三讲自己不懂军事，他只能按多数意见去办。毛泽东说服不了大家，一气之下撂挑子，“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周恩来回忆：“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行，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了我那里，叫我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又恢复了职务。3月12日，新的“三人团”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这是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新的“三人团”以毛泽东为首。从此，毛泽东不再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是取代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成为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
长征前后的毛泽东，完全是两个人
1928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已经会师2个月，井冈山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湖南省委让杜修经带着2封信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湘南进军。
对于湖南省委的命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的倔脾气犯了，态度极其强硬，说话的口气也不好，让杜修经觉得此人又臭又硬，实在不能一起工作。于是，陈毅被推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和朱德一起指挥28团、29团西进湘南。
29团打下郴州以后，缴获了很多战利品，官兵都是刚刚从军的农民，哪见过这么多稀罕东西？他们私下商量：“不如带着战利品回老家，算是发一笔横财。”结果29团一哄而散，只剩下萧克指挥的一个连。
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带着部队叛变，为了拉回部队，团长王尔琢带着1营去追，1营长林彪说：“武装剿灭吧。”王尔琢不同意，亲自走到阵前劝说袁崇全归队，结果牺牲在袁崇全的枪下。29团基本没了，28团牺牲了王尔琢，红四军实力受到严重损害，井冈山已经很难继续呆下去了，4个月后，红四军不得已转到江西。
1929年6月，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认为党要对军队有绝对领导权，前委要有绝对的指挥权，同时，军队还要负责建设根据地。换句话说，毛泽东要求党管一切。朱德等军人不同意，党不能管的太多，军人也要有话语权。
毛泽东脾气倔口气硬，说话一点都不给人留情面，一口咬定我说得对你们都要听我的，可是说了半天发现没人支持，几千年来军队闹事的教训。毛泽东提出辞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新当选的前委书记是陈毅，说朱德同志的话有道理，毛泽东同志的话也不错。毛泽东的倔脾气又犯了，甩出一顶“陈毅主义”的帽子，给陈毅同志戴上。这下连中间派也得罪了。
此时的毛泽东就是一根筋，根本不讲究工作方法，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哪怕得罪人也在所不惜。哪怕你说的真对，也不能字里行间藐视我们啊？没有毛泽东，地球还不转了？但毛泽东像个愣头青一样，不管不顾，照样我行我素。结果他多年来不是和人吵架，就是在吵架的路上。
他在红军时代经常和别人吵架，以至于中下层特别喜欢他，但总是不能团结高层，走了不少冤枉路。
留苏派进入瑞金以后，毛泽东的日子更难过。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王震拎着鸡和酒来看他，感动的记了一辈子。
1934年10月10日，8.6万红军离开瑞金长征。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是让他彻底成熟的炼狱之路。除了事业还有自我觉醒。
自从博古进入瑞金以后，红军基本上没有什么胜利，不是这里失败，就是那里失败，现在更是把根据地都丢了。
原本毛泽东和留苏派没什么交集，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和张闻天说上了话，而且越说越起劲。因为他们找到了共同话题——喷博古。后来王稼祥也加入进来，三人成天喷博古，并且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最后三人形成共识—博古不行。所以博古要把高层领导干部分散的时候，毛泽东态度很强硬：“分散到军团可以，但是我和张闻天、王稼祥要在一起。”
就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到一起，长征路上他们每天聊时局、谈政治、说军事，张闻天和王稼祥逐渐发现一个问题：
“毛泽东行。”
尤其是湘江之战以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到3万人，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完蛋了。和以前一样，直接不留情面的怼人吗？那样的话，不仅红军指战员不接受，党内高层更通不过，十年来的教训太深刻了。毛泽东想出一个办法——团结大多数。现在他已经团结了张闻天和王稼祥，接下来，他要通过张闻天和王稼祥，团结其他同志，让所有人都接受自己的意见。
红军占领通道县，准备召开一个会议，商量红军下一步该怎么走。李德还是要去找贺龙，毛泽东不同意，只有向西，去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说完还要问：“你们觉得呢？”张闻天和王稼祥举手同意，朱德和周恩来也同意，博古没办法只能同意西进贵州。但是度过危险之后，博古和李德反悔了，又要转头去找贺龙。
如果是以前，毛泽东发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又放弃，大概率是闹辞职，然后怼别人什么都不懂。但是现在的毛泽东没脾气了，心平气和的向中央建议，找地方再开个会，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建议还是西进贵州，在贵州四川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然后找个地方再开会，彻底讨论解决最近一年的经验教训。我们都知道，他们后来选定的地方叫遵义。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继续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和李德么的办法，只能少数服从多数。革命多年，毛泽东第一次体会多数人支持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