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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源剖析：
（一）思想层面：理论根基不牢，价值取向发生位移。部分干部对政绩的内涵把握不准，本质上在于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群众立场出现偏差。一方面，受名利思想羁绊，个别干部将个人升迁视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热衷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工程，而对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潜绩工作敷衍塞责，陷入了“求快求名、不求实效”的误区。另一方面，理论武装深度不够，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缺乏系统性领悟，未能处理好“向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片面认为满足考核数据、留存工作台账即是“有作为”，从而忽视了群众的真实口碑，导致政绩产出与群众诉求脱节。此外，少数干部存在畏难退缩心理，面对急难险重任务缺乏担当，以“佛系”姿态消极应付，或以形式主义手段掩盖实绩匮乏。
（二）制度层面：导向偏差，考核体系亟待优化。考核机制作为引导干部的“风向标”，其科学性直接影响政绩观的塑造。一是评价维度存在结构性失衡，部分地区仍存在“唯经济数据论”的倾向，对经济增长、投资规模等硬指标设置权重过大，而对生态治理、基层治理能力、社会民生保障等难以量化的软指标考察不深，倒逼干部将精力向“高分赛道”集结。二是核查手段滞后，往往依赖材料汇编、工作日志或走马观花式的现场调研，缺乏对真实成效的穿透式监管，容易让“文字政绩”蒙混过关。三是激励约束效力不足，考核结果与职务晋升、奖惩机制的挂钩力度不够紧密，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既无法对实干者形成有效激励，也难以对虚夸者形成震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