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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
非常感谢嘉军，感谢倩琳。首先我希望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施畅老师以及我们会务组团队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大家做了这么出色的服务工作。正如一部优秀的电影离不开一个好的制作团队，而他们的名字往往只出现在片尾，但值得我们所有人的等待和掌声。同时，本次研修班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优秀的老师和同学，得益于全国最优秀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加盟，我特别感谢他们的加入，他们是这个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也极具人格魅力，比如姜宇辉老师等，他们在暑假非常忙碌，但他们的出席为本次活动增添了魅力，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朱国华老师。本次研修班的缘起，源于我与朱老师的随口约定。当然，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希望搭建一个培养学术新人的平台，因为我也曾经是朱老师组织的学术活动的受益者。
当年我从法国博士毕业回国后，受朱老师邀请，通过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参加了当时他组织的青年论坛，这次论坛令我印象深刻，认识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学界同龄人，受益良多。国内的博士生都在成熟的师承体系下成长，有稳定的学术环境，而我的学术师承完全在法国，我的导师尽管很厉害，但她与国内的学术体系毫无关联。我常常打趣说，自己就像评书《白眉大侠》里那个来自“海外金礁岛”的王猿，这个门派不在中原武林，既不属于武当，也不属于少林，练什么功夫有什么独门暗器，江湖上没人知道，很少有老师认识我。我正是得益于国内的学术共同体组织的有效活动，才认识了众多学界老师与同道，极大提升了我在国内开展研究、发展学术的信心，这也是我学术信念的来源。因此，我希望回应朱老师的邀约，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为大家创造一个相遇相知的平台，在机械化工作和生成式学习中制造一个“中断”，通过集中的聆听、研讨与交流，获得学术上的提升。这也是我筹办本次研修班的初衷，所以我要感谢朱老师。
刚才嘉军的分享让我倍感认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同时代西方学者相比，没有能够提出对世界具有持久影响的原创性学术思想，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所研习的理论和思想，大多源自西方。时至今日，弗洛伊德、马克思、胡塞尔、韦伯、柏格森、本雅明等等，那些西方学者的理论依然是我们观察社会、从事研究和探讨艺术的核心经典。究其根源，在于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差异。近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内忧外患，多数民众尚未完成启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无法与早已完成工业化、迈入现代文明的巴黎、柏林、罗马等地的西方学者，站在同一维度上去思考现代性问题。欧洲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也最早遭遇并直面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因此西方学者得以率先通过学术反思、回应现代性的精神困境。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思想才能贯穿并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大量后发现代化国家逐步遭遇了相同的问题，他们的思想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精神指引。
